作者∣王崇堯(台南神學院退休教授)
「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是指政教分離嗎?「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教導我們無條件地順服統治者嗎?許多基督徒面對政治議題,會嘗試從聖經找答案。王崇堯作為資深的牧者和神學老師,帶領我們體會主耶穌、使徒保羅,以及教會教父所面對的政治處境,藉著聖經經文和先賢的榜樣,學習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作合神心意的選擇。
這是一個難得的現象,因為法利賽人與希律黨人兩者政治立場不同。法利賽人是正統偤太人,納稅給凱撒是侵犯上帝的權力。然而希律黨人卻是希律王的部屬,他們的權柄來自羅馬,當然要奉承羅馬政權,強迫人民納稅給羅馬凱撒。在此,耶穌的回答一定兩邊不討好。回答要納稅,必定遭正統偤太人唾罵;回答不可納稅,豈不成為希律黨人為難他的最好理由?耶穌的回答「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充滿著驚奇與想像。新約學者巴克萊(William Barclay)認為當時的羅馬社會還沒有現今「政教分離」的想法。因此在「政教合一」的時代背景下,耶穌所說的這句話,可以解讀為一種對上帝的「信仰告白」。那就是在基督徒的信念中,什麼是屬於凱撒的就歸給凱撒,什麼是屬於上帝的就歸給上帝。
保羅也許耳聞羅馬教會的基督徒敵視羅馬政權,也知道羅馬政權迫害基督徒,於是認為教會亟需尋找一個信仰觀點,一方面可撫平羅馬教會偤太人基督徒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面也可向羅馬政權說明教會對政治權柄的看法。因此,保羅的重點不是有意去發展一套「順服掌權者」的教義,而是關心基督徒在強大的羅馬帝國勢力下,如何有智慧地見證,政治「權柄」其實來自上帝。美國神學家雷因霍.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在《人的本性與命運》(Human Nature and Destiny),指出這段經文的意思被過度延伸,而錯誤的基本假設就是認定政府不會危害美德,只會處罰惡行,這基本假設會產生一種對政府缺乏明辨的奉獻熱誠。
迦太基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us)在十二位西拉殉道者就義後不久,向非洲的總督、地方法官,帝國所有省分的總督和地方法官,發表一篇扣人心弦、為基督教辯護的《辯護文》(Apology)。在《辯護文》第二十八至三十八章中,特土良為基督徒被指控不忠誠於羅馬皇帝來辯護。他指出:「作為基督徒,我們會真誠地為凱撒的福祉祈禱,因為愛仇敵是我們的信仰,是來自基督的命令。」又說:「我們相信羅馬帝國的延續是必要的,因為那會延遲世界末日的來臨。事實上,我們比你們更忠誠於凱撒,因為我們承認凱撒的任命是出於上帝的旨意,儘管我們拒絕承認凱撒本身的神性。」特土良接著說「主」不該是凱撒的頭銜,而是屬於上帝的。
我們可以說,初代教會對政治的態度比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冷漠。基督徒在基督再臨的極大盼望中,以及羅馬帝國壓迫下,很自然地把拯救投射在另一個世界的臨到。這種未來國度只能說是對當時被壓迫政治情境的一種信仰反射。然而,由於基督再臨與末世王國並沒有馬上實現,歷史的實際發展使基督教會漸漸失去對終末的熱切期盼。教父開始修正他們的終末觀,認定基督的再臨是不能預測的,而第一階段的修正就是減弱各種天啟文學(apocalyptic literature)對基督徒群體的影響,如《黑馬牧人書》(Shepherd of Hermas)或《彼得啟示書》(Apocalypse of Peter)等。
第二階段,藉著亞歷山太學派俄利根(Origen)的思想,第三世紀的東方教會首先走出終末論的困局。受柏拉圖思想影響的俄利根神學,強調在短暫、現實可見的世界中背後的靈性世界。因此,俄利根在解釋主禱文「願上帝的國度臨到」時,特別把這祈求引向世俗生活的表現。他說:「清楚的是,當人祈求上帝的國度來臨時,是在祈求上帝的國度能夠建立,而且能在個人的生命中達到完全及結出果實。每個聖徒,臣服於上帝的靈性律則,上帝如同君王統轄著他,如同將他安置在一個秩序良好的城市⋯⋯我相信上帝國度的含義是理智快樂的掌權,智慧忠告的統理;而基督的國度就是讓救贖的話語能讓人聽到,讓正義及其他品德得以實現。」
不過在歌功頌德背後,我們仍然看到早期國教時期,基督教會的教父對國家幾個不同類型的看法。例如,拿先斯的貴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在三八○年獲狄奧多西(Theodosius)皇帝任命為君士坦丁堡教會主教,他以「辭職」消極應對國教。後繼作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就不一樣,他接受國家授予的職位,同時竭盡所能批判國教的奢華生活,結果被國家驅逐充軍、死於路途。另外,當狄奧多西皇帝因境內一位巡撫被殺害而屠殺七千無辜平民時,西方教父安波羅修(Ambrose of Milan)就大膽革除皇帝教籍八個月,直到皇帝公開認罪才接納他重回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