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學教育的價值:紮根「本土」、對話「普世」—王崇堯

台灣教會一般來說並不重視神學教育,早期除了長老教會有自己教派的神學院外,二次戰後從中國撤退來台的不同教派教會,因著戰亂及宣教師保守主義的影響,從起初到今天的神學教育,大多也圍繞在傳統的福音教義思想繞圈,相當保守走不出來。

再加上戰後國民黨在台教育政策的反本士及疏雜西方基督宗教,台灣的神學教育就此不被統治政權承認,因此也很難被納入正常教育管道受人重視。


就以台灣最早的西式大學,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屬下的台南神學院也屢被外來政權排擠,而其長久倡導的「本土神學」,也因國民黨政府所設定大中國意識型態的教育政策,很難在台灣的學術殿堂引來迥嚮。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教會及信徒並不重視神學思想及神學教育,圍繞在台灣教會的主要關注,常常是「教會政治的權力運用」及「資本社會的生活適應」等話題。


那麼神學教育的說服力是什麼?特別目前諸多神學院急於向政府「立案」時,應先思考神學教育的本質是什麼?如何能與台灣大學世界的諸多不同學科對話?及如何落實於台灣的文化及現今處境,來培育認同本士的牧者?
因此,神學教育的內涵必須先問,能否只是關在自己神學院的安全圍牆內自彈自唱?如果不能,它必定意識到要在知識的大海中談論上帝!要在不同學科的質問中說清楚耶穌!並在自由無拘的理性世界中談論定向的聖靈!

所以問題不在於外面的世界如何定位「基督教神學」,問題是在於我們的神學院、我們的教會及我們的信徒真的重視神學教育、真的關心神學教育的內容嗎


神學教育內涵的核心價值,在於我們真的有能力在理性的世界中談論啟示嗎?在於我們真的有智慧在歷史的相對性中,導引出對絕對真理的信念嗎?在於我們培育的牧者、教會或社會服務人員能忠於上主,又能認同自己的斯土斯民嗎?

由此,神學教育的核心價值,應是如何在福音真理的絕對有效性(absolute validity)與文化、歷史相對性(relative history)之間,尋求一種神學適切性(theological certitude)的表達與挑戰,並可作為往後處境化神學教育內容的方針


這樣的神學教育,一方面不因牽就於歷史的相對性,而變成為只是一種「宗教哲學」學習,被當地文化情境牽引,失落終極定向;或是高舉為不食人間煙火的絕對真理,只被教義化為一種「基要主義」,不但無法融入自己的文化情境,與不同學科、思想對話,甚至為敵。


這種道理其實簡單,神學教育若堅持從「過去的教義基礎」發言及學習,就有可能與現代人的生活情境脫節;或是神學教育若老是被「現在的情境」牽著鼻子走,就有可能失去自己獨特的立場。
這正是神學教育適切性的危機與挑戰:一是過份依賴過去的傳統,而對現今人們新的情境問題束手無策;另一是過份倚靠現代文明,沒想到現代文明一有困惑,神學及神學教育也跟著困惑,而先前原有的價值與特色早被丟掉。

這樣說來,「處境化」神學作為神學教育最迫切的論述,是要能從過去的傳統理出宗教信仰對生命深度與廣度的了解,又能與現代不同學科及思想對話來照亮現今的時代


因此,神學可在本土歷史的相對性中,強調歷史的個別性與本土性;但同時也能理出在個人形式與所有歷史文化時代背後所共享的生命動力。強調人類經驗的特殊與獨特的同時,神學也襯托出所有人類,皆以不同方式在分享相同的基本事物,一直重複歷史所有時期中共享的偉大主題。

在此,「處境化」神學教育內涵不只是要全心聆聽處境的特殊需求,也必須勇敢面對人類無限變化事物的挑戰,並理解出所能分享的普遍共有元素,而謙遜地向「普世」學習,如人類共同的根源與命運、救贖與終末等等


如此,一種介於絕對有效性與歷史相對性的神學關聯才有可能。神學非但沒有排斥歷史的相對性,反而可在相對中辨別出終極,在歷史中尋找永恆。也就是說,神學的工作可以「處境化」,可在所有各自歷史事件的相對性中,開創出象徵性的詮釋意義,並進而將其導向關聯於聖經的終極啟示。

因此,從事「處境化」神學的工作者必須重新檢視自己,向著「普世」共享人類命運的思惟學習對話,以更有說服力的客觀理性作為基礎來論述主觀信仰。因此,神學教育的問題不在於害怕歷史批判對信仰不利,而丟棄歴史客觀研究;而是培育有論述能力來參與歴史客觀探討,並由此提出主觀意識的信仰告白。


為此,有深度思維的「處境化」神學教育,不只可提供一個論述本土神學的場所,也可因著普世所追尋的永恆生命哲理,來與本土信仰對話,相互輝映,來解答現代文明的困惑,及回應人們在處境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孤獨、不安及焦慮。
因此,現今台灣教會所從事的神學教育挑戰,不單只是政策上的向政府「立案」與否而己,而是更要努力讓神學教育更深具內涵,去拆毀學術界前對它的疏離,重新以生命及處境的議題出發,為生活困境的人們及社會提供另一種具有價值的思維與解答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