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時代的社會對性行為的觀念和態度—社會地位決定一切
羅馬社會對性行為的觀念和態度與現代不同。羅馬時代不以性取向來定義個人,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只是行為上的不同,並不是個人的性取向(性傾向)。
性行為的適當性不是用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來區別。羅馬人看重的性行為的角色(到底誰是主動,誰是被動),也就是說性行為的適當性是從社會地位高低的角度來看待。
在羅馬文化中,上層階級的男性與地位較低的自由民、奴隸或青少年進行關係在當時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但身為「被動方」(受方)則會被視為有損尊嚴。這種文化背景與我們今天理解的性取向有很大不同。
因此,羅馬皇室中的這些行為通常更多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個人特性,而非現代意義上的「同性戀」身份。換言之,同性性行為在保羅時代的羅馬帝國是主要與特定的社會階層、性別角色和權力結構有關,並非所有人都普遍參與。
希臘影響:羅馬文化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特別是希臘的男孩之愛(pederasty),即成年男性與青春期男孩的性關係,雖然在羅馬社會中不如希臘那般普遍,仍有一定影響。
羅馬皇帝家族的同性戀
羅馬帝國的歷史中,有些皇帝或皇室成員被記錄為涉及同性戀或雙性戀行為,以下是一些涉及同性戀或雙性戀行為的著名羅馬皇帝或人物:
- 卡利古拉(Caligula, 37–41 AD)
卡利古拉以荒誕的性行為和暴虐統治聞名,據記載,他不僅與男性,也可能與女性家庭成員發生不倫關係,但有關記載多來自對他不滿的史家,因此可能帶有誇張或抹黑成分 - 尼祿(Nero, 54–68 AD)
尼祿皇帝以奢靡和放蕩著稱,他據說與多名男性發生性關係。他甚至與一名被閹割的年輕男性斯波魯斯(Sporus)舉行了象徵性的婚禮,並讓斯波魯斯扮演皇后。 - 哈德良(Hadrian, 117–138 AD)
哈德良皇帝與其男性伴侶安提諾烏斯(Antinous)的關係是羅馬史上最著名的同性戀故事之一。安提諾烏斯的早逝深深打擊了哈德良,後者甚至將安提諾烏斯神化,並在帝國各地為他建立神廟。 - 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 218–222 AD)
埃拉伽巴路斯以其挑戰羅馬性別和性行為的傳統聞名。他被記錄為喜歡穿著女性服裝,並尋求進行變性手術(雖然當時的技術不可能真正實現)。他與男性情人公開交往,並以神廟舞者身份自居。
保羅時代的文化挑戰
- 性放縱的風氣:除了同性行為,保羅所處的羅馬社會充滿了性自由、淫亂和多種形式的不道德行為,這些行為常與異教崇拜有關。
- 基督教的道德對比:基督教提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倫理觀,強調性行為應局限於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之內。這與羅馬帝國的性文化形成鮮明對比,保羅的教導因此顯得激進且具有挑戰性。
- 權力與淫亂:在保羅的書信中,特別是《羅馬書》1:26-27,他批評了當時異教文化中的性道德敗壞,提到「男人同男人行可恥的事」,並將其視為人背離創造秩序的結果。
- 羅馬帝國的異教宗教儀式中,確實有一些涉及同性行為的淫亂或性放縱,例如在廟宇崇拜中的性儀式(包括男性和男性奴隸的性行為)。
- 保羅認為這些行為反映了異教社會對神的拒絕,是罪的顯現,而非單指同性戀。
- 同性行為與文化敗壞的連結:保羅將同性性行為與偶像崇拜、不敬虔和道德墮落聯繫在一起,認為這是人心遠離神的明證。
了解保羅時代的同性戀現象對我們的啟發
保羅在書信中特別提到同性行為,反映了他對羅馬帝國社會道德現狀的批評,但他的重點不僅是同性行為,而是人類普遍的罪性與背離神的結果(羅馬書1:18-32)。
對於保羅而言,所有人的罪都需要藉著基督的救恩得以赦免。特別是在羅馬帝國的異教背景中,但其表現多與權力、性剝削或異教儀式相關,而非現代意義上的同性戀文化。
保羅在其書信中指出這些行為反映了人類道德的墮落,但他同時強調了神的恩典能拯救所有人,無論其罪行為何(哥林多前書6:9-11)。保羅時代的同性戀(有權勢階級的玩法)跟現代社會的同性戀(個人性取向)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