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豪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 的「神職人員區」(Priester block)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豪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裡有一處專門關押神職人員的囚牢，即所謂的「神職人員區」(Priester block)。
在此「神職人員區」，被監禁的人大都是反抗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獨裁的天主教神甫及新教牧師。
話說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宣誓就任總理後，納粹政權立即通過拘留政治對手來鞏固其權力。後來由於監獄人滿為患，巴伐利亞州的員警部隊才在達豪一間於1920 年代廢棄的火藥廠，建立一所拘留營。此集中營於1933 年 3 月開始建造，到 1938 年才大部分完成。
從 1933 年 4 月起，納粹黨的精銳員警部隊 Schutzstaffel （SS）就接管了達豪集中營的控制權。
雖然達豪集中營最初是為了威懾反對納粹政權的人，後來又成為軍火工業的奴隸勞動剝削場所，但處決、酷刑和虐待從一開始就成為集中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據估計，當美軍於 1945 年 4 月解放此集中營時，在 200,000 名囚犯中，約有 41,000 人在達豪集中營裡被殺害。
集中營設有黨衛軍營房、軍官及其家人的房舍、培訓設施、囚犯被迫從事奴隸勞動的工作場所和兩個火葬場。
另外，集中營四周設有通電圍欄，一個進行懲罰和處決囚犯臭名昭著的地堡，及一個建於 1942 年的毒氣室。諷刺的是，在集中營建立的最初幾年，納粹政權還宣傳達豪此拘禁營將作為「非社會分子」再教育的模範機構。
此集中營建在靠近慕尼黑(Munich)西北 20 公里處的達豪村，早期囚禁的是政治上的反對派，後期則是將納粹佔領國的歐洲偤太人及其他反納粹者，特別是神職人員。
1940年12月，柏林當局下令將關押在其他集中營的神職人員轉移到達豪，從此集中營就成為關押神職人員的中心。集中營最初計劃是34 個營房，容納 5,000 名囚犯。而每個營房的最大容量經常超過208人。
除了神職人員以外，達豪集中營還關押著還有其他政治犯，其中包括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及偤太人、吉普賽人和同性戀者。
一位自由編輯也曾學習神學的Detlef Schneider，為此達豪集中營寫了一篇＜集中營裡的福音派抵抗＞文章，提到1941年至1945年間，超過2,000名天主教神職人員被囚禁在達豪集中營，其中絕大多數來自波蘭(令人敬佩的波蘭天主教信仰傳統)；還有100多位新教牧師，其中41人來自德國。
其中包括著名的德國牧師牧師馬丁、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都曾被關於此。另有記錄說，達豪集中營關押的神職人員總共 2,720 名，其中 2,579 名（佔 94.88%）是羅馬天主教。其他教派有新教徒109 人，東正教徒22 人，還有瑪利亞維派(Mariavites)教徒 8 人及穆斯林2 人。
為了對抗精神抵抗的力量和影響力，納粹的安全部門早就對天主教名地主教的活動進行了嚴密的監控，每個教區都設有特工，獲取主教們在作些什麼？說些什麼？及向梵蒂岡報告什麼？
納粹認為這些「敵人」是如此重要，所以安全警察和安全部門的督察要特別關注這一群體以及他們在討論的事情。1935 年 12 月 11 日，慕尼黑天主教神學家Wilhelm Braun就這樣成為第一位被關押在達豪集中營的神職人。
在保羅、伯本 (Paul Berben) 所寫《達豪：1933-1945 年官方歷史》(Dachau, 1933-1945: The official history)書中，我們知道神職人員受到嚴密監視，經常遭到譴責、逮捕並被送往集中營。一名牧師因聲稱英國也有好人而被監禁在達豪，其他人則僅因為涉嫌從事敵對國家的活動，或他的行為可能危害社會而被逮捕。
伯本說當時的指揮官洛里茨(Loritz)懷著極度仇恨的態度迫害他們，恐怖的是，他也找到了一些囚犯來幫助警衛進行此邪惡的工作。
儘管梵蒂岡和德國的主教們成功遊說了納粹政權將神職人員集中在一個營地，並獲得建造一座教堂的許可。
1941 年 12 月，有697 名波蘭神甫被送到此集中營；隔年 10 月，又有 500 名主要為年老波蘭的神職人員抵達。由於衣服不足以抵禦嚴寒，這群人中只有 82 人倖存下來。
而大量波蘭神甫還被選為納粹醫學實驗的對象，如1942 年 11 月，有 20 人被注射了蜂窩性組織炎，還有人被用來進行瘧疾實驗。
看來德國天主教及新教神職人員的待遇比波蘭神甫好多了，他們被關在私人牢房，其中包括知名的慕尼黑輔理主教Johannes Neuhäusler和新教牧師馬丁、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
達豪集中營衛生條件惡劣，尤其在二戰的最後幾年疾病襲擊了集中營，集中營地上成堆的屍體，震驚了 1945 年 4 月 29 日抵達達豪的美軍。
為此，美軍就曾向國際公開展示納粹政權的可怕罪行。與此同時，由美國佔領軍和囚犯代表所組成的「國際達豪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Dachau Committee ，CID)，也不得不處理囚犯們營養不良和斑疹傷寒的嚴重問題。不幸的是，從解放到 5 月底的4個禮拜中，大約有 2,000 名囚犯因營養不良及疾病而死亡。
戰後，達豪前集中營的所在地成為司法場所，而關在裡面的是德國戰俘、黨衛軍成員和戰犯。有些人後來在此舉行的「達豪審判」中受審。1947年秋天，巴伐利亞當局接管了該營地的管理，經過翻修後作為收容難民和流離失所者，尤其是來自前德國東部領土的人。而1954年間，就有1,800人住在這裡。
集中營解放後，一位德國神父開始遊說可否在此建造一座教堂或贖罪修道院，以免忘記此集中營所犯下的罪行。然而，當時的德國政府並沒有考慮將此集中營地改建為紀念館的可能性。
不過在1941 年至 1945 年 4 月期間，被關押在達豪的慕尼黑及Freising的輔理主教Johannes Neuhäusler，開始與 CID 合作，於 1960 年在達豪建了一座天主教「基督死痛教堂」(the Catholic Mortal Agony of Christ Chapel)，正好也趕上1960 年在慕尼黑舉行的第 37 屆國際聖體大會期間奉獻。而此教堂後面有一塊牌匾刻著：「忠實地紀念我們各國陣亡的同志」。
4年後，位於集中營北部邊界外的加爾默羅寶血修道院(the Carmelite Convent of the Precious Blood) 也舉行了奉獻典禮。此修道院認為他們在達豪的使命是通過犧牲祈禱來贖罪。
另外，在 1960 年代初期，德國新教教會內部就是否為死難者豎立紀念碑或在原地建造一所和解教堂進行討論，就這樣一所「達豪和解教堂」(Dachau Church of Reconciliation) ，於1965 年 5 月 8 日由德國福音派教會理事會主席 Kurt Scharf奠基起造。
1967年，一座偤太紀念碑在「基督死痛教堂」的東側落成，1995年，俄羅斯東正教「復活教堂」而在此竣工。而這些神聖的建築，就是紀念在「達豪集中營」被納粹殺害的人們，包括與人民站在一起的神甫和牧師們。
圖片來自April 2020 – Martin Niemöller Stift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