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貧富不均的問題，台灣當前最引人矚目的聲音當屬種種社運所呼求的經濟理論意識型態。然而，經濟理論是外在的；經濟倫理是內在的。清教徒從未建構一套經濟理論──亞當史密斯的資本主義理論並不是清教徒的思想。清教徒所建構的乃是一套從內在信仰生發的宗教改革經濟倫理。
主導台灣種種社運的意識型態或許不會認同清教徒的信仰。然而，儘管信仰不同、終極追求不同，宗教改革經濟倫理卻能達到許多社運人士所訴求的目標，即財富的公平分配。清教徒所持之基督教信仰所帶來的工作觀、金錢觀，諸如勤儉致富、各安天命、樂天知足、樂善好施等，皆是我國文化所認同的價值，而這類的倫理價值若無內在真實的信仰，都可能淪為有形而無質的偽善。
要達到財富公平分配的目的，外在的理論及制度當然是有幫助的，但內在的道德建構才是根本。綜觀基督教歷史，基督徒內在信仰所建構的內在道德，在任何政經體制與主流社會意識型態底下，都可以對社會產生正面的作用。
例如，使徒時代的教會從未試圖從政治上改變羅馬帝國外在的奴隸制度，而是用內在的信仰教導基督徒奴隸主要愛自己的奴隸、將奴隸視為弟兄。到了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外在體制賦予基督徒參與立法的權力時，才藉由立法廢止了奴隸制度。
天主教的君士坦丁主義甚或英國清教徒所反對的伊拉斯圖主義（Erastianism）皆違反了基督教這原初的精神。按照這精神，基督徒信仰是內在的，可以與任何外在體制共存，而以內在路線建構社會文化的道德。
對於現今台灣社會的處境而言，清教徒所體現的基督教經濟倫理能夠帶來許多實質的幫助。例如，台北許多年輕民眾希望市政府實施類似上海政府的打房政策，解決住房不公義的問題，但上海的實例讓我們看見，政府的干預指能減緩住房問題的惡化，卻無法提供解決之道。對這類問題，清教徒鼓勵「不多也不少」、厭惡「貪婪」的內在道德精神，而基督徒一旦掌握這精神，即理當在社會價值觀的建構上使人自發地避免房地產的炒作。
此外，本文已提及企業忠誠度的問題。筆者身邊許多中、小型企業主經常抱怨，不少他們辛苦培訓的員工學到了技能之後，很快就跳槽到薪資待遇更好的雇主那裡。然而，這種現象在筆者的基督徒朋友當中較為鮮見，因為內在的信仰使得他們甘願將雇主視為他們蒙召服事的對象。
假如台灣仍有許多基督徒缺乏企業忠誠度、樂善好施的精神，那麼或許是因為台灣多數的教會仍較為缺乏神學底蘊來反思這些課題。
當然，我們難以要求未歸信基督的朋友理解並實踐清教徒的經濟倫理。然而，英國及荷蘭的清教徒在十六至十七世紀其實也是社會上的少數人，而他們卻對社會文化與經濟帶來重大的轉變。面對台灣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台灣的基督徒只要認真認識自己這些瓦器當中的寶貝，其實有潛力發揮意想不到的正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