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義—周學信老師

2014/02華神院訊

我們教會的牧者曾經嚴聲厲道:「只要研讀聖經就夠了,不需要再閱讀其他書籍。所謂的屬靈書籍全都是『人』寫的,充斥著人的思想,不是來自於神的啟示。」「我讀博士的時候研究的是人工智慧,也特別有語言的天賦,從小就極熱愛中國文學的詩詞歌賦。不過帶我信主耶穌基督,畢業自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對我說,他也熱愛中國文學,可是自從他成為基督徒以後,就再也不碰這些東西了,只讀與聖經相關的書。這讓我陷入了困惑,基督教和學識之間的正確關係究竟應當如何?」
這些聽似屬靈、「以愛心說誠實話」的反智言論,其實在警告我們必須謹慎面對我們裡面正呼求渴望被滿足的心智生活(life of the mind)。不僅如此,我們的心智還要求我們,拿出屬靈的分辨能力來判斷辨別。「服事神不需要滿腦的知識,只要經驗就夠了。不用想太多,好好去感覺領受。」
「朋友邀請我跟他們一起去神學院修課,但是教會的長老對我說,神學會使人驕傲、自我膨脹,我該如何抉擇?」少少幾個例子,卻道出我們教會界傾向給真理打折扣、忽視心智生活的態度,而其立論基礎是:人應該聽從他的心,而非他的頭腦。心智被歸納為邪惡的一方,跟隨它的就必走偏。許多華人基督徒就是在這樣環境裡成長,對於心智的發展抱持著懷疑甚至過度敵視的觀感。
這是個不容忽視的趨勢。而究竟什麼是反智主義呢?葛尼斯(Os Guinness)將之定義為「傾向將真理打折扣、輕看心智生活的態度。」


(注1)反智主義不一定等同於「愚昧」。歷史學家霍夫斯達特(Richard Hofstadter)認為反智主義是「以厭惡和懷疑的態度看待心智生活及其公認的代表人物;並且傾向於持續貶抑心智生活的價值」(注2)。這種立論背後所反對的其實並非人的智能本身;智能只要是用在務實的層面都在可接受範圍;他們真正反對的是人針對觀念進行反思,以為
這是欠缺立即功效、浪費時間的活動。但是這會衍生出一個困境,使得我們一些教會養成過分強調行動、務實和功利主義的「特性」,並且因為總是受制於當下緊急的要務,鮮少有空閒進行更廣或更深刻的思考活動。
著名的黎巴嫩外交官暨基督教學者查爾斯.馬利克(Charles Malik),曾在1980年秋天位於美國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內的葛理翰中心(Billy Graham Center)開幕時,擔任致詞貴賓。他告訴聽眾,我們傳福音其實有兩項工作:「拯救靈魂和拯救心智」,他嚴肅地警告我們,教會在第二項工作上正退後到危險的地步。
「我必須很直接地說:美國基督教福音派面臨最大的危機就是反智主義…。那些急著從大學畢業好開始賺錢或在教會事奉或去傳福音的人,都未能體認到,能夠花數年的時間悠遊自在地與過去偉大的心智和靈魂對話,去催化、磨練、拓展他們思考的能力,是多麼珍貴的事。這事的結果就是,我們徹底退出創意思考的競技場,將之拱手讓給仇敵…。為了更有果效地見證耶穌基督的緣故,也為了自身的緣故,福音派身為負責任的智慧存有,實在沒有權利繼續遊走於及格邊緣。」(注3)
雖然馬利克的一席話是對著美國基督教福音派—也就是華人教會主要承襲且效尤的對象—所說的,但是他也正描述出我們知識困境的本質。


反智主義的起源是什麼?基督徒的愚化又是從何而起?福音派沿襲的是一個強烈質疑理智的虔誠派傳統,可以回溯至十七世紀末的虔誠主義。虔誠主義是當時盛行於教會界的冷漠形式主義的反動,從正面的影響來說,虔誠主義堅守聖經,反對儀式化的傳統,並強調真實的個人經驗,同時鼓勵信徒活出祭司的身分,也提供動力促使個人更熱切地尋求上帝。虔誠主義者要的不只是講求頭腦的宗教;他們要一個講求心靈的宗教,若少了虔誠主義運動的基礎,就沒有現代的宣教運動或大覺醒運動。然其對個人的強調,卻也導致了負面的影響,傳統和教會領袖建立起來的權威因此轉移至信徒個人身上(注4),產生了主觀主義及情感主義,為反智主義的推廣提供了藉口。個人對神的當下經歷既被賦予最重要的地位,歷史和傳統就見丟棄了。
另一個助長教會界反智主義盛行的推手,崛起於十九、二十世紀之間。那是個教會如履薄冰的時代,聖經及其超自然的屬性受到抨擊,甚至聖靈在信徒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質疑。廣義福音派中的幾個群體,憑正義起來捍衛聖經是神的話語,並力保超自然現象及聖靈工作的確鑿無誤。可見聖潔運動、基要主義和五旬節運動,其實原本紮根在健全的神學基礎上,只是後來在心智生命的處理上走岔了路,誤以為他們的目標是要取代而非平衡心智生命的發展。信靠聖經,取代了受教於世界的開放心胸;超自然主義取代了自然界;聖靈的工作取代了心智的運作。這些極端思想為後來的反智主義留下了禍根,而主的教會看似就要被此浪潮吞噬了。歷史學家彌敦.哈奇(Nathan Hatch)形容得
貼切:
「容我做個不尋常的比喻,福音派在基督徒學識的觀點上所受基要主義傳統的影響,就如同毛主席『文化革命』對中國人的影響。兩者均促使一個世代的人完全與學術的主脈斷交以至於要重新[與更寬廣的學術界]接軌,成了若非令人混淆至少也是棘手的工作。」(注5)


十八世紀萌芽的復興主義,在十九世紀得以開花結果,持續形塑著福音派思想,且為普及的福音派觀點定下了基調。基督教的復興主義運動強調要立即回應及接受福音的信息。而所傳的福音信息因以最廣大的民眾為對象,因此論調帶著濃厚的平民主義色彩。講道力求簡單,以激起聽眾情感的回應為目標,認定沒有必要持續思索,沒有必要效法他人—不論是當代或過去的聖徒—人就足以對信仰產生洞察和了解。救恩屬乎個人,而呼召所求的是當下的回應(注6)。
復興主義運動下的傳道人,常以反智的偏頗眼光看待百姓。反學識的偏見,逐漸在平信徒和神職人員的觀念中成了根深蒂固的定見。霍夫斯達特的經典名作《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解釋了一般人如何看待信仰和學識之間的關係:
「這個觀念始於一個幾乎沒有爭議的命題,亦即宗教信仰主要不是靠邏輯或學識來傳播的。由此可衍生出一個論點,那就是宣道的最佳人選…是那些沒有學問的無知之士。再推論便可知,這種愚昧人所擁有的智慧和真理必定優於那些學識與教養兼具的知識份子。這樣一來就得到學識和教養其實不利於信仰傳播的結論。」(注7)
十九世紀福音派,對心智生活造成特別負面影響的四大巨擘有:彼得.卡特賴特(Peter Cartwright, 1785-1872)、查理斯.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杜威.慕迪(Dwight L.Moody, 1837-1899)和比利.桑戴(Billy Sunday,1862-1935)。卡特賴特大概是他那個年代最著名的衛理公會巡迴佈道家,他自述從未上過任何一間神學院,卻為了福音遍傳而投入服事並且大有成效。他宣稱自己和朋友們「傳福音的果效、在服事上得到的認同,大過於」所有那些「現代的神學博士…他們追尋的是大學校長的職位、教授的身份、總編輯的地位,或是任何待遇豐厚的工作,並且試圖創建標新立異的機構,好一把掌握豐沃的收入來源」,「罔顧百萬貧窮、頻臨死亡的罪人湧入地獄之門,沒有神,沒有福音」(注8)。芬尼和慕迪則曾說:「我的神學觀?!我還不曉得有這種東西呢!或許你可以告訴我,我的神學觀是什麼。」至於桑戴,他引以為豪的一件事,就是他「對神學的認識,還不比一隻野兔對乒乓球的認識多」,而且「假如我有一百萬美元,我會捐$999,999給教會,$1給教育」(注9)。除此之外,這個時期的發展對於現今反智主義的遍行影響極深遠。
「這個時期的特徵就是質疑受過教育的神職人員,過度強調結合大眾力量所能達成的目標,及造成一般人和知識份子之間不必要的對立。人們愈發不信任理性,愈發對熱烈而情感導向的宗教有興趣[從坎恩.瑞吉(Cane Ridge)在肯德基州引起的復興可見一斑],並對權威抱持反對的態度。這些現象都有份於美國人宗教心智生命的轉變。」(注10)


虔誠主義、基要主義和復興主義均助長了主觀及反智的觀點。在宣教士的影響下,華人教會也同樣接受了幾百年來教會歷史演變出來的觀念,受之薰陶及餵養。這種反智的態度和文化亦藉著由聖經佐證的教導,更加正當、合理化。然而支持此論點的聖經經文看起來雖然眾多,卻常是在扭曲原意、脫離文意的解說下使用。舉例有:哥林多前書一章十七節至二章五節(保羅斥責那些依靠「屬世智慧」的驕傲態度,是因其試圖忽視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單以人意來定義現實世界);哥林多前書八章一節(這裡使人「自高自大」的知識,絕非泛指一切的學識);哥林多後書三章六節(此處「字句叫人死」所指的是舊約的律法,而非所有的書籍!)。再舉一例,使徒行傳四章十三節中描述幾位使徒是「沒有學問的小民」,不在於突顯上帝讚揚他們沒有學問且對心智生命漠不關心,而是要指出宗教領袖責備他們缺乏專門的訓練。宗教領袖們非常驚愕,因為這些既沒有讀過他們猶太拉比學校又沒有正式宗教職份的人,卻能在屬靈的事上有這般的說服力和洞見。
同樣,馬太福音十一章廿五節並不是為著愚昧無學識背書,反倒是責備人因有知識而自傲。約翰一書二章廿七節也不可牽強地用來棄絕一切的教訓,因為約翰正是以此教訓他們沒有「人教訓」他們的必要!這段經文意在指出「基督的身體不需要」「他們當中假先知看似具有啟發性的異端教導」(注11)。又,路加福音十章廿一節中,耶穌提到上帝「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的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

 

耶穌這席話為的是提醒眾人在各樣恩賜—包括智能上的恩賜—的使用上需要謙卑,實無否定智慧之意。我們若去留意地方教會的言論,便會發現這些經文常被拿來支持虔誠主義的反智立場、抨擊知識智能的追求。這般的言論反應出一個事實,那就諸如基督教會的機構正以此來形塑我們的時代,使得許多教會正在承受「無知的基督教」之苦。華人教會中不乏質疑現代學識的教導,也有推廣以情緒的反應取代理性思考的教訓。許多基督徒深信,他們內在的主觀經歷應該凌駕在批判性思考與合理的理性判斷之上,他們甚至因此判定,聖靈既是生命與真理的源頭,那麼操練思考、閱讀及學識便成了可有可無,不甚重要的課題。我們也看見人們依此思維,在實踐面逕自刪除了盡意愛神的命令。可見愛若少了心智或意志的層面是不夠的。基督教社群實在急需發展智能與學識,用以敬拜神、服事世界。因為縝密的思辨是對福音有整全認識不可或缺的一環。思考,是上帝安置在人裡面好認識祂的方法,而認識神才會進而引導人去愛祂、愛人。一切的思想,一切的學識,一切的教育和研,實在都是為了要使人能夠認識神,愛神以及愛人。

注釋
1. Os Guinness, Fit Bodies, Fat Minds: Why Evangelicals Don’t Think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1994), 9.
2.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0), 7.
3. Charles Malik, “The Other Side of Evangelism,” Christianity Today , November 7, 1980, 40. For the original address, see The Two Tasks (Wheaton, Ill.: Billy Graham Center, 2000).
4. Justo L. Gonzalez,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5), 205-207.
5. Nathan O Hatch, “Evangelical College and the Challenge of Christian Thinking,” Reformed Journal (September, 1985),12.
6. Mark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63.
7.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0), 48-49. (note, 8).
8. Peter Cartwright, Autobiography of Peter Cartwright: The Backwoods Preacher , Strickland, W. P. ed. (William Peter),
1809-1884,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57), 408.
9.Ibid ., 55.
10.Ibid ., 92.
11.Ibid .,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