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紀念日思考「人權神學」——王崇堯老師

人權紀念日思考「人權神學」

普世教會協會(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簡稱普世教協,WCC)可說是國際基督教組織中,最直接參與對世界各地人權的關心。1948年普世教協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成立大會時,其會員們就這樣宣稱:
我們誠摯關心世界各個地方,證據所顯示對人權極惡的違犯。特別是個人與團體,因種族、膚色、宗教、文化或政治觀點而遭受歧視和迫害。為了反對這樣的迫害,各國政府、官員、大眾媒體及教會必須採取堅定和堅強的立場,經由地方性行動,與其他地區教會的合作,和經由法律秩序的國際機構來達成。他們必須為人生而自由,是來實踐上帝意旨有關人權本質的寬廣深摯意涵,來一起工作。

由此,現今諸多的神學家與受其影響的教會,開始反省教會歷史中的人權記錄。美國著名神學家Max Stackhouse就說,雖然人權理想的根源來自於聖經傳統,然而基督教會數百年來,不都也在宣揚宗教不能寬容,並迫害那些不接受其道德價值觀的人們嗎?今天我們也該捫心自問,我們的教會是否仍然支持這種「虐待他人」的神學思想?而忘了聖經深層根源的人權理想。以南非歸正教會為例來說,一直到1980年代,以白人為統治的國家及教會,不就是種族隔離與侵犯人權的共犯嗎?

那麼,基督教會的聖經傳統及教會本身為何會被認為是人權理想的根源呢?以初代教會使徒保羅來說,雖然活在有奴隸制度的羅馬社會,但他並沒有像羅馬社會的主流思想,把奴隸非人化。反而,保羅認為在基督的團契裡,奴隸也是兄弟,因為他們和主人「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在此,保羅的福音倫理有其前瞻性,即在既定事實的社會制度下,因著基督信仰的呼召,主人與奴隸可以在靈性上平等,並在教會生活中以兄弟姊妹稱呼
比較可議的是,受到迫害、人權被踐踏的基督徒,在主後313年的米蘭敕令及最終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後,反而欺壓不同宗教的團體及人們,甚至其內部對於信仰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們也會遭受壓迫。不夠,教會史上也會有像都爾的聖馬丁主教(St. Martin of Tours,316-397) ,他曾嚴厲譴責一群主教的行為,因為他們說服皇帝,處決了一個對於信仰持有不同意見的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

第五世紀擔任Hippo主教 (396-430)的奧古斯丁,其初期與多納徒對信仰的爭論,也拒絕使用武力使其臣服。但當多納徒的信眾快要發展成為農民反抗時,奧古斯丁就支持帝國軍隊的鎮壓,結果多納徒派的信徒遭到迫害,抵抗者被殺。女性神學家Rosemary Ruether說,奧古斯丁的信仰是活在一個封閉的世界,以古希臘、羅馬為界,允許為了國家的安全利益而限制了個人權利。

宗教改革時的馬丁路德也遭遇到類似奧古斯丁的處境,雖然他的信息被農民視為他們在爭取社會和經濟權利時,提供了神學與信仰基礎。然而,路德自己的政治保守主義,加上他要求他的追隨者服從君主的權威,基本上他是強烈反對農民的革命,如同他的反猶太和對女性的態度。儘管如此,路德的「因信稱義」、「基督徒的自由」及反「教宗權威」,仍帶給現代的教會與社會有很多的想像與深思!

宗教改革所釋放的宗教自由思想,最後在英國和北美的「清教徒」與「自由教會」的運動中找到了沃土。這個運動過程進一步肯定了個人的權利,如富蘭克林(Franklin Littell) 所說,「自由教會」對公民個人最直接的貢獻,就是建立了良心的自由。由於個人蒙受上帝揀選,也在與上帝的聖約關係中,增強了社會中政治和道德的責任;由此,揀選與盟約的關係不但體現在敬拜的自由,也在每個會眾管理自己事務的權利要求中,很快就擴大到政治、經濟、職業等各種領域的自決權。

如前所說,普世教協雖然在阿姆斯特丹的成立大會,強調了教會人權工作的重要性,但直到 1960 年代後期,普世教協才開始關注具體的人權計劃。譬如1968 年在烏普薩拉大會上對種族主義的改善承諾,就對南非產生了重大影響。
另外,普世教協很早就有東歐的教會代表參與其內,當然大多數東歐的教會是支持其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就是說東歐國家持社會主義的基督徒,他/她們大多認為基督徒的關心是為了人民的集體事務。1974年普世教協內的「國際事務教會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f the Churche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CIA),在奧地利的St. Polten召開有關普世人權研討會時,東德的基督教代表就曾宣稱說:「生活中的財產並非人類天生因素,這些權力單屬於上帝。」在此St. Polten會議,普世教協有關人權的神學立場已清晰可見,即福音的強調是在於所有人類在上帝眼中的價值,且在令人驚嘆的基督拯救工作上,給予人真正的尊嚴,愛成為行動的動機,愛鄰舍成為在基督裡信仰行動的實際表達。

1975年普世教協在奈羅比(Nairobi)所召開的第五次大會中,當有些會員提議譴責蘇聯違反赫爾辛基宣言(the Helsinki Declaration)所保障的人權時,蘇聯東正教會(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與東歐教會代表就起來辯護在社會主義下的民主原則進化。無論如何,從奈羅比會議的報告書來看,奈羅比會議已達成一個顯著有關人權普世了解的里程碑。這可從二方面來探討:一是宗教自由已成為不可分割的基本人權;另一是在普世教會歷史上,普世的教會達到一個有關人權內涵的共識:這些就是生活基本保障的權利,自我決定的權利,文化認同的權利,少數族群的權利,可參與團體中作決策的權利,有不同意的權利,個人尊嚴的權利及宗教自由的權利等等。

1978年,一個有關「人權諮詢團體」(Human Rights Advisory Group)的國際組織成立,此組織在1980年時曾把「人權教育」的發展建議應普及於所有地方教會、草根組織、家庭、主日學、神學院等,如同普及於所有一般學校、工會、政團及社會行動組織等等。在1981年的會議中,「人權諮詢團體」曾有這樣的反省:
當諸多教會與基督徒組織已經成為更活躍從事於人權防衛時,我們經驗了在我們當中對此問題的不同性。我們需要聖靈的啟示來復合我們,且在尋求福音要求的信仰中來堅固我們的合一性。

1979年,「國際事務教會委員會」發起一個「人權神學基礎的相互告白研究計劃」(Interconfessional Study Project on the Theological Basis of Human Rights),展開對世界各地的人權狀況相互代禱、支持及團結一致。而參與在此研究計劃的代表有世界歸正教會聯盟(the 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ruches)、世界信義會聯盟(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世界浸信會聯盟(the Baptist World Alliance)、安立甘諮詢會議(the Anglican Consultative Council)、世界衛理公會會議(the World Methodist Council)、改革宗普世大會(the Reformed Ecumenical Synod)和天主教教廷正義與和平委員會(the Pontifical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等等。

世界信義會聯盟人權諮詢委員會在經過六年的研討後,早於1976年出版一個有關人權神學的報告書,此報告書說:「由於基督無條件的接受人們,所以我們肯定教會是基督徒無條件相互接納的團體,而且也將此愛同樣引申到所有人民。這樣的恩賜委任教會去提昇有關人權的了解和履行。」
路德會對人權的立場主要是由路德會神學家杜德(Heinz-Eduard Todt)與胡伯(Wolfgang Huber)來撰寫的,他們是以聖經裡所提到的有關自由、平等與參與的觀念來認明為人權的基本因素。神學家尼爾遜(Nelson)評論說路德會雖然沒有言明聯合國人權宣言裡的種種基本人權,但卻以福音裡有關人本質用語來類推世俗中有關人類的基本權利。
加爾文派神學家在世界歸正教會聯盟的支持下,也參與有關人權神學的研討會。研討會由著名的神學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所引導,並把人權的神學設立在三個基本原則:耶穌基督的釋放、上帝形象中的創造,和上帝國來臨的盼望。也就是說上帝是活在人類歷史中,而人第一次被造的神聖形像,在基督裡再一次回復,並且提供盼望信息,使個人與社會能從苦難中得著解放,成就上帝的意旨

莫特曼於1984年所出版的《人類尊嚴:政治神學與倫理》(On Human Dignity: Political Theology and Ethics)一書中,更加說明了基督教傳統對人權的關注。莫氏很清楚的提到自1974年的St. Polten會議以來,「社會主義觀念的人權」已經在基督教圈子裡公開討論;而且幾年後,社會主義觀念的人權,成為第三世界教會關心的主要課題。
由於普世運動和與第三世界教會的團結一致,莫特曼認為人權的提倡將成為普世教會政治神學與倫理的架構。由此,解放的主題將更加寬廣,涵蓋自種族問題、經濟殖民、環境污染、核子問題到革命暴力等等。而教會在政治和社會事務的指導方向,將會更加著落在有關普世所關注的人權問題上。莫特曼宣稱當教會參與在人權的奮鬥時,「教會就成了為世界存在的教會」(the Church Becomes the Church for the World)。
在1980年普世教協墨爾本會議(Melbourne Conference)的報告書中,人權與上帝國的神學有了關聯。報告書中提及各地方的教會應成為上帝國的記號,因為教會意涵著是基督在世界的身體。教會是呼召來成為上帝國的工具,為了人類整體生活的成長,這意謂著上帝對任何權威及武力的審判,並促使那些拒絕人類生存基本權利的地方能更加開放,使人類基本人權得以保障。因此,普世教協重申對人權奮鬥的參與是教會宣教的一個中心質素,也就是教會所宣揚的是被釘十字架與復活的基督。

1983年普世教協出版《人權:神學的挑戰》(Human Rights:A Challenge to Theology)一書,此書第一部分以簡短的一章來正當化教會的人權神學,第二部份以廿五章來論及有關第三世界人權奮鬥的倫理議題。其中五章是由羅馬天主教負責撰寫,其他的篇章是從普世會議來的報告書,當中包括基督教會與天主教會。事實上,第二部份的文件是有關1981年8月在新德里(New Delhi)所舉行的第五次第三世界神學家普世組織會議(the Ecumenical Association of Third World Theologians, EATWOT)的議題內容。
普世教協經由第三世界教會的活躍參與,其對人權的強調已不只在有關創造中人基本權利的上主律法,同時也在現時倫理的人權保護實踐中見證上主的拯救。人權的問題是有關上帝普世之愛的實踐,因此基督徒的人權觀不只是關心人類良好生存條件而已,套句尼爾遜(Nelson)的話說:「人權不只是有關我們的創造,也是有關我們的拯救。」

近年來,普世教協不只在人權的關懷愈來愈擴大,其本身組織也因諸多第三世界教會的加入而呈現更旺盛的戰鬥力。今天,普世教協因第三世界教會的衝擊,其對人權關注的神學立場也愈更清晰堅定。韋恩葛納(Weingartner)在其《普世議題中的人權》(Human Rights on the Ecumenical Agenda)一書,對普世教協人權的立場有如下的描述:
人類是被視為擁有一個超越的價值,是不該臣服於任何的限制。人類也被視為擁有一個概念,是不能用物質概念中所導致的物質目標和生活型態來比擬的。人權因此是賦予所有個人…而人類尊嚴所有層面所考慮到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是同樣引伸在公民與政治權的強調。因此教會必須為貧窮者作一個優先的選擇,不只在個人自由賦予首要,甚至也擴大到人類的一些基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