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爾文與他的牧師夥伴—王崇堯老師

 

加爾文與他的牧師夥伴

16世紀的歐洲,瘟疫可說是危險致命的疾病。劍橋大學的Andrew Cunningham 與Ole Peter Grell所寫的《天啟四騎士:歐洲宗教改革中的宗教、戰爭、飢荒和死亡》(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Religion, War, Famine and Death in Reformation Europe)書中,描述在1494年到1649年的期間,瘟疫都會在歐洲的某個地方突然發生,恐怖地導致成千上萬的人死亡。
1542年的秋天,瘟疫再次造訪瑞士聯邦,折磨了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牧養的日內瓦城市。照顧日內瓦城市瘟疫受害者的醫院,必須隔離於城牆外,教牧人員如何前往隔離於城牆外的醫院,不受感染來照顧染疫的患者成為困難的牧養問題,而且除了鼓勵牧者勇敢無懼地前往隔離醫院之外,別無解決之道。

當時,日內瓦城市的指令,是將明顯生病的人和健康的人分開,儘管隔離醫院留有勇敢的醫護人員,然對染疫者的探視關懷仍是日內瓦教會的牧養責任。而加爾文與他的長老議會,就是實際負責主導對染疫被隔離者的探視。Scott M. Manetsch在《加爾文與他的牧師夥伴:牧養關顧》(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 Pastoral Care) 書中,談及加爾文於1536年抵達日內瓦到1609年的70年中,超過130名男性加入了日內瓦改革宗的牧養工作,其中包括法惹爾(Guillaume Farel)及伯撒(Theodore Beza)等等。

在1541年所定的「教會律例」(the 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之前,信徒是被允許前往他/她們選擇的教堂禮拜,如聖皮埃爾(St. Pierre)、聖熱爾韋(St. Gervais)和聖日耳曼(St. Germain) 等教堂。加爾文改變如此風氣,認為牧職工作就是牧養,而信徒應在固定的教區接受培育與服事。這對今日只隨講道口味(包括電視佈道) 到處流動的基督徒,應有警惕才是。
一些有趣的故事談及:牧師的講道限制在45分之內(對照今日還是太長) ,為此教堂還裝有持續45分的沙漏,提醒牧師不要超時。禮拜時,男、女分開而坐,也曾發生一個女性堅持要坐在一個特定的男人旁邊,因為上帝告訴她,她會嫁給他。另外,也有爭取較好座位而打架之事,或一個男性帶著他的獵槍和狗去教堂,這樣他就可以在禮拜後迅速地去跟踪他的獵物。
為此,加爾文為日內瓦教會製定了嚴格的「教會律例」,其中「暫停聖餐」最為普遍,而「逐出教會」是最後手段,意味著從教會的名冊除名。很難想像,1564年一位名叫Claude Griffat 的信徒,因命名他的狗為「加爾文」而被停止聖餐。在1542年至1609年期間,日內瓦有超過9,200人被停止聖餐或逐出教會。儘管如此,加爾文與他的牧師夥伴,仍將自己視為基督教會的精神牧羊人,這種自我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後他們不懼瘟疫染身的勇敢作為。

在加爾文的服事期間,日內瓦五次受到瘟疫威脅。1542年第一次爆發期間,加爾文親自帶領牧職同伴探訪受瘟疫感染的家庭,也知道這種探訪可能造成訪視者染疫致死。日內瓦的教會議會後來因著許多牧職人員的染疫喪生,而阻止加爾文也參與在致命的疫情訪視,認為他的領導對日內瓦城市是重要不可或缺。儘管如此,加爾文私下還是繼續在瘟疫肆虐的地方,進行無私的牧養關懷。
其實,加爾文的內心是害怕的,因為他已經意識到瘟疫危險的現實。1538年,他的侄子在巴塞爾死於瘟疫,之前加爾文曾訪視他,在他面臨死亡的床邊也只能給予精神上的慰藉。1541年3月,加爾文寫了一封傷心的信給法惹爾,說我們的朋友Claude Ferey和Charles de Richebourg的兄弟都死於瘟疫,為此我感到悲傷。這時,加爾文的妻子Idelette、弟弟Antony和妹妹Marie也都已逃離這座城市了。

1543年春天瘟疫再次爆發,一位勇敢常去醫院探視染疫者的同工Pierre Blanchet也染疫死亡。日內瓦瘟疫的肆虐持續到1544年,而隔離醫院也需要牧師們不斷地訪視關懷。加爾文認為他或許會被要求去醫院訪視,但日內瓦議會還是因著他「具有國際地位和對日內瓦教會的重要性」而排除。加爾文只能在教區居民的家中進行牧師訪問,如果他去醫院,風險就太高了,因為一個一個志願為病人服務的牧者,也許持續幾個禮拜就染疫而死。

當然,日內瓦教會議會也有爭論,對這位外來的法國人並不是百依百順。不過,當教會議會決定以抽籤方式,決定誰將越過城牆去訪視隔離醫院的染疫者時,被選中的牧師有的就乾脆拒絕或放棄這樣冒死的工作。
這真是一個難題?如果加爾文也如同他的牧師夥伴,被要求公平抽籤去訪視染疫者且染疫的話,也許加爾文派的改革宗神學就要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