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牧現場:帶來超越的十架—-張宗培院牧

2021/06 華神院訊


哥林多前書是保羅以一個核心的信仰價值來處理面對一個內部情況複雜的教會所寫的一封書信,是一封緊連於教牧現場的書信。然而保羅不是只停留在消極處理問題,他更是積極地帶出一種從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而來的超越。哥林多前書二章2節是這個核心價值的宣告:「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這是承接第一章所指出教會中結黨分派的情況。十架所表明的是上帝出人意外的救贖大能:軟弱、卑微、捨己、謙卑。在這與世俗相反的價值觀下,基督的犧牲成就了救恩,也使得人與人、族群與族群、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得以跨越,並且合而為一。


在哥林多前書十六章,保羅把他以基督十架為核心的信仰價值,實踐在教會生活的三方面,帶來超越:藉著金錢奉獻的管理促進跨越文化種族的合一,藉著事工規劃提醒上帝主權的重要,和通過同工的安排避免教會陷入明星文化的陷阱。


1、超越「參與觀察」的跨文化合一(1-4):愛表達在行動中

文化人類學的一項獨特研究方法是「參與觀察」(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當人類學家到了一個異文化地區,他是一個帶著外來文化前設與價值的陌生人,但同時因為研究需要,他也努力進入當地文化生活中,學習過當地人生活與思想模式。隨著長時間的生活,他對當地文化語言的學習與熟悉,他漸漸能夠與當地人的思想與世界觀接近,然而他也是有自己原生文化的價值與世界觀。這種維持著既是外人又像本地人的張力,成為文化人類學家作跨文化研究時獨特的方法。這方法也為宣教學及宣教訓練帶來相當的影響與幫助。

然而「參與觀察」只能是一個開始,因為它無法達到真實的接納與愛當地人的功能。人類學界赫赫有名的馬凌諾斯基(Bronislow Malinowski, 1884-1942),就是發揚「參與觀察」研究法的英國人類學家,曾經在他研究南太平洋紐幾內亞附近海島原住民的田野日記中,記錄了帶有優越感與輕視當地文化與人民的紀錄,用詞粗暴,歧視與優越感毫不掩飾。這本田野日記在他過世後二十多年被他第二任太太出版,引發人類學界一段非常尷尬的時間(A Dai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The Athlone Press: London, 1967)。這是近代人類學史中一則「醜聞」(Clifford Geertz用語, 見他的著作 Local Knowledge 第三章,事後好幾位人類學大師從學術觀點試圖解釋或降低此事的負面影響)。可見有好的方法還不足夠,而且我們還是會有成為表裡不一致的危險。我們更需要的是愛,是生命的投入


「參與觀察」只是一個方法,它不能帶來關愛與真誠。保羅在這裡卻是要把土耳其、希臘北部(含馬其頓、腓立比、帖撒羅尼加一帶)及南部如哥林多等地,以外邦人為主的教會,統統帶到對耶路撒冷教會的需要裡。藉著呼籲他們在禮拜天聚會時,把捐獻的款項分別出來,刻意去幫助正在被逼迫,會眾四散,資源缺乏的耶路撒冷教會。以金錢捐助來支持以猶太信徒為主要族群的教會,保羅想要達到兩個目的:一方面讓外邦信徒體認到他們與猶太信徒同屬一個家庭,另外一方面,也是讓猶太信徒經歷到這些信奉耶穌是彌賽亞的外邦人,雖然他們沒有歸化為猶太人,卻是不折不扣的家人。保羅甚至在處理捐款時,藉著透明謹慎的程序,製造機會讓哥林多外邦信徒能夠親自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教會手中。親身傳遞送達的意義非凡,也帶來超越因距離而有的隔閡。這是雙重的犧牲:金錢的付出與冒險(旅途勞頓、強盜治安帶來個人安全的風險)。遠遠超過人類學式的「參與觀察」。也許這是為何談海外跨文化宣教容易,但在本土要談跨社會內的族群、外勞、異文化宣教卻不容易,因為距離我們太近,很容易要付代價的!

作為一位牧者,保羅不但要求外邦教會,無論是富足還是缺乏(如馬其頓眾教會,林後八2),都要為耶路撒冷窮困交迫的教會伸出援手,他更挑戰他們不要只停留在付錢解決問題的心態,更要親身參與,不辭勞苦,甘心冒險,把支援送到需要的家人手中。

把支援送到需要的人手中是保羅強調的關鍵。他在歌羅西書曾經說過他要藉著自己的受苦來「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西一24)我們知道基督救恩是足夠而充分的,並沒有任何缺乏,因此保羅在這裡所指的不是基督救恩的充分性,而是關於愛的行動:基督的救贖要有「載具」把它與接受的人連結起來,如同腓立比書二章30節保羅說以巴弗提藉著「幾乎至死,不顧性命」的服事,補足腓立比教會對保羅捐獻的「不及之處」(原文與西一24「補滿缺欠」是非常相近的)。這是一位牧者常常抓緊機會,透過日常教會中平凡不過的活動,帶出不凡的實踐。


2、超越講究成本效益的事工價值(5-9):事工規劃中體認上帝主權的重要

在組織管理上,通常講究以最小的投資獲得最大的回報。因此運作追求成本效益,以最佳效果為決策取向。保羅在這裡卻展示出一種微妙的平衡:他首先體會到上帝主權的根本重要,因此在他行程規劃上(同樣是在各教會中募集捐款的行動)並沒有堅持自己的計畫,甚至有點把自己的名聲信用視為次要(我們在哥林多後書八、九章看見不同的旅行計畫)。他甚至再更改行程,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不過「並且反對的人也多」。保羅行程改變的原因明顯是與福音的機會有關,但他對於這樣機會的描述是一方面寬大有功效,另一方面卻是反對的人也多。這在以弗所書記載因保羅傳福音而引起的暴亂,我們可以拼湊出事件的全貌。如果按照以最有效益的投資回報原則,保羅顯然不應該更改行程,而且這樣更改容易使人覺得他出爾反爾,信用堪疑,何況哥林多教會中已經有反對他的人,必然以此大做文章。然而左右保羅行程規劃的原則似乎不是那些因素,而是跟福音的機會與「主若許可」兩個因素有關。從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對自己行程一再更改的辯護來看,有些關鍵之處連保羅當時也不一定能完全了解,他只是順著聖靈的帶領,憑信心調整自己的想法和計畫。傳福音通常都是面對這樣的張力:機會來臨,同時阻力與反對也出現。而且很多時候不能夠以成本效益作為唯一的判斷原則。我們可能需要在策略思考上再加深對上帝主權的敬畏,保持一顆謙卑的心以敏銳聖靈的帶領。

拿破崙在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候被問到上帝是否站在法國這邊,他不可一世地回答道:「上帝站在兵精糧足的一方!」但滑鐵盧一役,拿破崙戰敗,失去帝國。多年後被放逐聖海倫島上,他曾經引用托馬斯肯皮斯(Thomas á Kempis)的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雅各對上帝主權也有同樣的認識:「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在那裡住一年,做買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雅四13-15)


3、超越明星文化的團隊事奉(10-12):同工關係呈現超越個人特質的團隊事奉

哥林多前書第一章指出教會結黨的問題:彼得派、亞波羅派、保羅派等等。這種以領袖名氣作為添加自己價值的思維,其實是人的通病。我們喜歡名人明星所帶來的加分效果,教會的領袖失德醜聞已經不再是只有發生在西方教會。天主教在領袖失德方面的研究指出,一位領袖的失德,不完全只是個人道德與管理的問題,而是反映更深更廣的系統性問題:教會組織的因循拖延、不當的處理、組織缺乏監督、崇尚表演包裝的文化等等。明星文化把罪人送上神壇,以表演代替價值,把包裝取代內涵。保羅與亞波羅很可能是相當同質的領袖:雄辯淵博,性格強烈鮮明,因此容易使信徒用來比較,也使人容易誤認為領袖應有的模範。保羅在這裡特別以替提摩太「鋪路」到哥林多教會,來展示福音的反文化價值。提摩太明顯不像保羅的人格—他完全不像保羅,沒有強烈性格,帶著一點羞澀,略欠自信。保羅不但不以為忤,更是極力提攜提摩太,並沒有要把他改變成自己的樣子,而是就著提摩太的特質成全他。保羅特別提醒哥林多教會要留心接待提摩太,叫他無所懼怕,因為他勞力作工,「像我一樣」,不要藐視提摩太,送他平安前行。這是哥林多教會的問題,只用世俗的眼光追逐有名氣的傳道人:人格魅力,雄辯能力。提摩太都沒有這些,因此教會一不小心就會虧待提摩太,輕看他,因此而限制了他的事奉,妨礙他充分完成上帝託付的使命。保羅針對的是這種崇拜明星的文化,以十架的價值回應,離開浮誇的驕傲。

服事主與世界上工作和領導有一個基本差別:強烈的個人性格特質容易干擾甚至掩蓋福音的信息。因此保羅差派提摩太到哥林多很可能是處理哥林多教會問題的策略,促成他們體認到十字架的軟弱與愚拙的真理。


保羅同時也提到亞波羅,在第一章裡的一位潛在競爭比較對象。保羅在這裡明顯刻意摒除這方面的懷疑,他大方邀請亞波羅來幫助哥林多教會,亞波羅沒有拒絕,卻很有智慧地延後此邀請,避開此刻尷尬的氣氛。這裡顯明他們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傳道夥伴!

明星文化帶來教會傳承的困難,也使事工與個人魅力結合,妨礙了福音信息的核心地位,並且使領袖面臨嚴峻的試探。歷史中有許多神大大使用的領袖,但更多的是無名的傳道人,默默忠於呼召,他們無論得時不得時,一個一個信徒探訪,關懷造就,一次一次傳福音報好消息,忠心堅忍,是希伯來書所說世界不配有的人。


短短十二節經文,我們看到保羅如何有效利用當下情況,藉著事工上的運作與需要,把信仰核心價值實踐出來,通過平凡的日常事務,帶出不凡的屬靈建造。這是觀念與價值改變所帶來的超越,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把「遊戲規則」翻轉,使我們反思處境:教會中族群與世代差異的張力,事工優先順序的取向,領袖素質的追求,那個豎立在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是否仍然成為我們屬靈旅程中的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