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臉書，作者是 IndigoOctopus92
信仰，不是跳躍於未知的空白，而是忠誠地記得那些曾親眼見過、親口述說的人。我們不是憑空相信耶穌曾活過、死過、復活過，而是透過見證者的記憶，在群體中延續那段歷史的重量。
這些記憶不是個人回憶，而是被固定在語言、文本、禮拜與傳承中的群體記憶。哥林多前書15:3–8，不只是保羅的神學宣告，而是一段被保存下來的見證者記憶，是我們信仰的根基。
AD 30：耶穌的受難與復活——記憶的起點，不是新聞的剪影
耶穌的受難與復活發生在公元30年，沒有當代報紙記錄，沒有官方通訊，但它在耶路撒冷教會中迅速成為核心宣告。不是因為有人「相信」這件事，而是因為有人「記得」這件事。James D. G. Dunn 指出，早期教會很快就以公式化語言固定這些內容，便於背誦與傳遞。這種語言不是裝飾，而是記憶的容器，是群體穩定記憶的必要機制。這段歷史不是神話的起點，而是見證者記憶的誕生。
AD 36–37：保羅歸信與耶路撒冷會面——記憶的核實，不是師承
保羅歸信後三年，前往耶路撒冷與彼得同住十五天。他在《加拉太書》1:18–19中使用了一個罕見的希臘詞：ἱστορῆσαι，意思是「查證、探詢」。
這不是一次拜訪，而是一場見證的核實。他不是去學習神學，而是去確認：他在大馬士革路上遇見的那位，是否就是彼得所見證的那位。這是新約中唯一一次使用該詞，顯示保羅的使徒身份不是來自人，而是來自他對見證的核實與對復活主的親身相遇。
AD 48–49：加拉太書的撰寫——記憶的時間線與互動網絡
《加拉太書》是保羅親筆所寫，距離耶穌受難不到二十年。它記錄了保羅與耶路撒冷領袖的實際互動，並固定了時間序列。這封書信不是神學論文，而是記憶的文獻，是保羅如何確認、接觸、並傳承早期見證者記憶的歷史紀錄。
AD 50–52：哥林多教會的建立——記憶的社群載體
保羅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抵達哥林多，建立教會並停留一年半。《使徒行傳》18章記錄了這段歷程，顯示保羅如何將見證者的記憶轉化為地方教會的教導與敬拜。這不是抽象的信仰傳遞，而是具體的記憶落地。哥林多教會成為記憶的社群載體，是見證者記憶的延伸空間。
AD 53–57：哥林多前書15:3–8——記憶的文本化與格式證成
在《哥林多前書》15:3–8中，保羅說：「我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這段話不是他的創作，而是他從早期見證者那裡領受的信仰陳述。它的格式——重複句式、聖經引用、見證者名單——符合猶太拉比式的口傳信條。學者 Dunn、Hurtado、Bauckham 都指出，這段內容是早期教會的核心記憶，是敬拜與身份認同的基礎。它不是保羅的神學創意，而是他所記得、所核實、所傳遞的見證者記憶。
AD 95：（ 1 Clement)克萊孟一書——記憶的跨城見證與權威化
羅馬教會的克萊孟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中，呼籲他們「拿起保羅的書信」，並引用哥林多前書的內容。這顯示保羅的信仰陳述在一世紀末仍被視為權威，是教會用來矯正紛爭與維持教義的文本。這是一個跨城的記憶見證，是保羅見證者記憶的延續與確認。
AD 180：愛任紐的引用——記憶鏈的第二代錨點
教父愛任紐在《反異端》中引用並評價克萊孟，使得「保羅 → 克萊孟 → 愛任紐」成為一條清晰的文獻鏈條。這不是神學的演化，而是記憶的保存。這條鏈條顯示，見證者的記憶在教會中被有意識地保存、傳講、援引，是信仰的穩定根基。
聖餐：記憶的禮拜化載體
耶穌說：「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這句話不是宗教儀式的指令，而是記憶的召喚。聖餐是記憶的行動，是我們在群體中記得祂的方式。保羅在林前11與林前15中，將「記念」與「見證」結合起來，讓信仰不只是思想，而是行動。Hurtado 指出，早期教會的敬拜語言與儀式，是記憶的硬證據，是信仰的具體化。
替代解釋的成本：記憶比創作更合理
若有人主張哥林多前書15:3–8是保羅自創，則必須解釋：為何保羅說「我所領受」？為何其格式符合猶太信條？為何與彼得講道一致？為何克萊孟與愛任紐都引用它？Bauckham 的見證者理論指出，最簡單的解釋是：這是一段可追索的見證者記憶。Dunn 與 Hurtado 也證明，早期教會的信仰語言與敬拜格式，是記憶穩定的載體。創作的假設太複雜，記憶的假設更合理。
結語：信仰是忠誠地記得
我們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相信，而是建立在忠誠地記得。我們記得那些見證者的話語、行動與記憶；我們透過聖餐記得祂的死與復活；我們透過文本記得祂的顯現與傳承。哥林多前書15:3–8不是神話，而是記憶的證詞，是我們信仰的根基。信仰不是跳躍，而是記得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