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濟精神與現代精神的對話—-楊一梅

2020教會歷史期末報告/老師:魏連嶽/學生:楊一梅

方濟精神與現代精神的對話

自公元一世紀起的整個人類歷史進程及教會歷史發展脈絡中,尤以中世紀及宗教改革時期之事件,對後來教會歷史及信徒生活影響甚鉅。重修這門課程,它開啟我對教會歷史有全新的認識及洞見,激勵我的反省並探討當代各樣光怪陸離的新教宗派所追求所謂的信仰生命,以及不冷不熱、幾乎要從上帝口中被吐出的教會的普遍現象。筆者感佩宗徒教父們用生命所撰寫的遺訓、受逼迫中的慷慨殉道、以及堅守實踐十字架信仰道路的先知先賢們所以留下來的傳統與精神,它引領著我們重回當時混沌不安的世代,仍有一股堅定的清流,讓我們停下腳步重尋那伯利恆的星光。以此,筆者以十二世紀初天主教聖方濟的「神貧精神」,為我這門課做一個省思和小結。


西元一一八二年,方濟出生在義大利的一個自治區,是一個有封建制度也有中世紀帝國政權的時代。他有著高度的智力,卻也有著謙虛的胸懷。在薛朗諾(Celano)所著的「第一行傳」(Vita prima)如此描寫青年的方濟─他的阻礙和危機,是驕傲和自私,所以他改過之後,便竭力對付它們,予以痛擊……。當耶穌基督十字架吸引他那湧流不止的熱愛,決心要生活於主之後,他便成為一位隱居獨修的隱修士,同時又是一位熱愛救靈的使徒、謙遜溫良的靈修者;他有愛主愛人的愛德,也有輕視世物的清高風度,這一切都匯集於他一人身上,使他成為一位超眾絕倫、古今獨步的聖人。[1]


聖方濟的神貧是一種生活模式與生命品質,而非他的目的;因為他體認到不被世物所牽掛,也沒有想擁有世物的慾望,才能全生命過著「不占任何事物為己有」的生活。為了抵抗肉體的需要,他剝奪自己、壓抑自己、掏空自己,極力效法耶穌基督所立下的神聖榜樣。方濟的神貧精神並非一般外界所想像,指向不做物質上的需索,而是指向更超越的的視野與深度,它建立在三個絕對的基礎上:「首先,承認一切的美善,都屬於天主。其次,承認只有我們的邪惡及苦惱,屬於我們。最後,每天背負基督的十字架,順服於所有的人,接納被棄絕、病患及死亡。[2]我相信若缺乏其中一樣,靈性生命仍會被世界所搖擺,無法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新的看見與契機,更無法如聖方濟一樣過著極為簡單的生活來敬拜上主、進入世界擁抱那些被世界遺棄的人。他讚嘆受造界的美,更不曾拿取分毫,卻意外得到那份超越的幸福──自由。


記得在2014年教會界發生一件備受爭議且至今仍延燒的事件──信耶穌得鑽石。林前2:1-2「……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 神的奧祕。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保羅警告哥林多信徒,不應該用人的智慧來取代上帝的智慧。但這個事件的人們崇拜信息的包裝和傳遞信息的人,而不是信息的內在意涵和超越的指向,更何況─信耶穌得鑽石,不只高言而且毫無大智,更是完全背離基督信仰的核心教義,看不見基督的捨己與憐憫,並以物質上的滿足來吸引人「跟隨」,儼然已經將十字架上的受難與代贖成為人們在物質名利上登峰造極的墊腳石。施洗者鄧克(Hans Denk)在改教運動時如此表示:『沒有人能夠真正認識基督,除非在生命中跟隨祂。』跟隨乃是對基督整全的認識,它對參與者不僅有認知上的關聯性,而且有倫理上的關聯性。[3]「基督的道路」在哪裡?根據福音書─「基督的道路」在於參與基督彌賽亞式的激情,因為沒有激情的生命是貧乏的,逃避苦難的生命是空洞的。而聖方濟在追求神貧生活的過程中是充滿張力與激情的,甚至他禱告說:「我主耶穌基督!求你使我在心靈和肉體上,感受到你在受難時所受的極大痛苦。….求你使我心中盡量覺得祢天主聖子所有的極大的愛;….。[4]這是一種樂意為愛而受苦的禱告,除非與耶穌一同受苦,否則無法真正感受到那無法言喻和無比喜悅的愛。也因此,他能擺脫因肉體所引發的情緒,包括自我有形或無形的滿足,而以超越的眼光來愛及看待一切受造物。這樣渴慕與追求的生命品質,一旦被世界任何事物所取代,不論是鑽石、名聲、利益,甚至是忌妒、猜疑、謊言、懶惰、軟弱….,可以想見,信仰的對象早已取代了自有永有的三一上帝,進而使崇拜與靈性生活的內在完全被掏空。


出埃及記的名字是從舊約希臘文譯本而來,意思是「出路」,記載神將以色列民從埃及為奴之地拯救出來。對現代的我們而言,貧窮就真的是受挾制嗎?富裕的生活真的就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而喜悅嗎?我們信了耶穌基督,在華麗的建築物裏高聲歡呼吶喊,就真的”出埃及”了嗎?是否因著對受造界的宰制而絲毫沒有察覺生命已被所謂的文明產物所挾制、而進入另一場桎梏的深淵裡。那麼,我想問了!方濟精神如何與現代精神產生對話呢?「現代所缺乏的,就是清除現代在我們血液中所下的毒素,以及醫治我們所患的疾病應用的方法。…絕對信任我們自己的力量,對工作的狂熱、對目前的滿足,對痛苦和死亡的漠視,這些都是現代人的成就,卻隱藏著一種深深的不滿……。這種不滿的情緒,不是我們現代的一種新產品;可是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它是格外尖銳深刻;因為它正與現代所自誇的進步恰好對立的。[5]


所謂的「現代化」主要是「求真」精神凸出的結果,例如英國文化重「技術」,法國文化重「藝術」,德國文化重「實踐」,正如海德格所指出:「自然科學的主導形成了經濟、政治和技術掛帥,這是西方近代文明開化之內容。」[6]百餘年來人們努力的前進,使人類主體性在宇宙中心無限擴張與膨脹,其結果導致空虛感與對存在的質疑,更使得後現代主義漸漸萌芽。而所謂的「後現代」不外是特別凸出「求美」的精神結果,但後現代主義有個重大的特色,那就是法國Michel Foucault的名言:「人之消亡(death of Man)」。後現代主義的特殊立場是:在尼采喊出「上帝已死」之後,進一步指出今日的我們要明白「人已經死去」。Foucault說:「人是近期的發明,而且是近乎盡頭的發明」;跟著就叫出了「人要消亡」這個口號[7],這當然是比較具震撼性。較哲學性的說法,其立場是在排斥主體(the rejection of subject),也就是說在哲學上進行「離心化」、「移心化」,指出主體本身即使是有的話,也不是處於宇宙中心的地位。[8]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提出「心物二元論」:將物質世界從它與宗教信仰的長期聯繫中解放出來,使科學自由不受約束的發展它對物質的分析,使人的心靈與自然界相互獨立、且獨立於上帝。而他的「我思故我在」更是使人自覺本身在萬物中有一特殊地位,一切存在皆通過人的主體而贏得其存在的意義或存在性。然而這種立場立即受到二十世紀後現代主義的挑戰,這挑戰很簡單,就是消除人的中心性地位,消除理性主體之地位。禪宗所謂的「無心」其實與後現代主義的「反主體」立場十分接近,主張相對於萬物,人確實有其不同之特殊地位,但這樣的相異性並非指出人是整個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中心、自然界的中心。因此,當人們為著擴張疆域、迅速的移動、與大自然爭奪,最後仍然要問:我嚮往的是什麼?什麼是超越的幸福?


追求幸福是人類的天性,不論是從世界裡還是教會裡找答案,也無法讓一個人理解另一個人的茫然、快樂、痛苦或者被其理解。聖方濟或許如先知般的早已洞悉現代化的病根,但他更明白人對自己以及對主體性的妄求,倘若一個人無法集中精神謙卑仰望上主的榮美,即使是多麼虔誠的基督徒,在理性與自我結合之下,仍會使私慾作祟的將上主隔離在心靈之外,逃避那十字苦架的生活而進入消亡。因此,我們生活在自以為自由、卻是充斥著許多無形枷鎖的世代,每天為了枷鎖而拼命,從未體會如何在每天起床後可以為了與主會遇、為了工作而發自內心的喜樂,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我們甚至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如何禱告…?即使再度來到施恩寶座前,對於上主的離去卻也渾然不知了。


歷史是哀傷的,更是嚴肅的,現代的信仰與生活全然奠基在過去的歷史事件,上主不斷告訴我們「愛」比獻祭(宗教活動)還要重要,愛神、愛人、愛這個受造界,這是舊約先知教訓的傳統,基督為我們捨己更是愛的極致表現。在馬丁布伯所著《我與你》中寫道:

在人類歷史和文化中,「我—它(it)」正一步步吞噬著「我—你(you)」關係的地盤,「我」與世界之間不存在相互的關係,更多的只是經驗與利用;而這樣的利用,不也吞噬了「我—上帝(thou)」的關係?

無怪乎放眼望去,個人見證取代了主日證道,明星的加持取代了節期的紀念,牧者在乎的是人數的增長而非靈性的增長。馬丁•布伯更言:

人企圖佔有上帝,渴望在時間與空間之內不斷的擁有上帝,渴望上帝成為人可以確定把握的某物。於是,人驥望把時間引出來,於是,上帝淪為信仰的對象,使信仰被放置於時間之中,人自以為從此能高枕無憂。再者,人驥望空間上的擴展,使宗教團體能與上帝融為一體,用活潑的祈禱文,把那個說「Thou」的言詞安置在有形式的空間的關係上,以此,企圖迴避召叫與受苦;於是,崇拜便逐漸遠離了與上帝真實連結的關係活動,「道」也出現了裂痕。試問,我們認識基督嗎?真能體會祂的愛嗎?基督是教會之首,教會是一群被上主呼召,願意學習如何過天國子民生活並翻轉世界價值的一群人。那麼,如何在世俗生活中體現修道的精神並且愛主愛世界?然而,確實有不少人在經驗世界,沉湎於利用,替自己在此岸與彼岸建構出理念王國。在理念世界(彼岸)的門前,脫掉醜陋的衣裳,披上聖潔的外袍,以為這樣能領悟到基本性存有(primal being)或必然之存有(necessary being)而自鳴得意。

無怪乎馬丁布伯說:「最神聖的虛妄乃是偶像;最高尚的偽善情操即是墮落」。我們必須明白耶穌基督不是一次性的教導,這教導更指向彌賽亞的路不僅是受苦與曲折,更與世界價值背道而馳。聖方濟讚嘆受造界的美,一生不曾拿取分毫,然而,想要同時擁有上帝與世界的結果,我們不難發現,田埂之間的路越來越小,表示有人在不斷擴張自己的疆域,「擴張」意味著必有一群人被剝削、被宰制,文明仍然自以為擁有一切的繼續往前走。人必須放下”自己是唯一”的標準,才能明白唯有「祈禱」與「犧牲」,用真誠的愛對待周圍的一切,並從歷代宗徒的信仰生活與傳統中看到他們如何效法耶穌將自己獻上。此時此刻,我們要反省與改變,摒棄用自己的思維框架來判斷上帝的作為,要虛心接受基督在人類歷史上的事件才是我們生活中價值判斷的重要因素;因為,一個執著在世界上的人找不到上帝,一個脫離世界的人也找不到上帝。

Life是生命、也是生活,要走在真理的路上,就不能從世俗的角度來理解「真理」,否則,祈禱的內容不僅淺薄、對律法的了解更是有限。聖方濟認識耶穌,因此渴慕與耶穌同受苦,以求得到耶穌的愛來愛世界。而作為跟隨者的我們,更不能在宗教語言的包裝下,以自我的思路來生活。我們是否願意順服、相信、承擔耶穌的受苦與教導,不忘記自己在世界的身分和使命,以入世不屬世的修道的生活來回應上主,即使身處挑戰、苦難、各種誘惑中,我們仍然願意等待守望,以自己的渺小獻上,與上帝的大旨意會合:「願你的旨意成就」,實際上接下去是「藉著你所需要的我」。

 

受苦不是自找苦吃,而是照基督的方式,移動自己原本的位置。捨己的十字架不會苦,聖方濟與歷代殉道者都嚐到了在耶穌愛內的甜美。不捨己的才會苦。


參考書目

  • Agostino gemelli《方濟精神》胡安德譯。台北:聞道,1975。
  • 方濟會士《方祭神修彙集》香港天主教方濟會,2018。
  • Moltmann《當代的基督》曾念粵譯。台北:雅歌,1998。
  • 陳榮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台北:時報文化,1992。
  • Martin Buber《我與你》許碧端譯。香港:基督教文藝,1974。

 

[1] Agostino gemelli《方濟精神》胡安德譯,(台北:聞道,1975),頁17-8。

[2] 方濟會士《方祭神修彙集》(香港天主教方濟會:2018),頁115。

[3] Moltmann《當代的基督》曾念粵譯,(台北:雅歌,1998)頁49。

[4] Agostino gemelli《方濟精神》胡安德譯,(台北:聞道,1975),頁24。

[5] 同上,頁506-7。

[6] 陳榮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台北:時報文化,頁226。

[7] 同上,頁227。

[8] 陳榮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台北:時報文化,頁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