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以「聖經學者＋古近東研究」的方式，根據你提供的方向，並且引用資料，特別是 John H. Walton《Ancient Israelite Literature in Its Cultural Context》，深入回答：

近東神話史詩 vs. 聖經的出埃及記：獨特之處在哪裡？出埃及記的主題確實與古近東神話完全不同，但它的獨特性不只是「主題大不同」，而是：整個世界觀、神的本性、神與人的關係、歷史觀、律法觀都完全不同。以下具體列出差異，並引述檔案中的學術內容作為佐證。

一、古近東文學與以色列文學的最大差異：

以色列的歷史敘事是神學性的，不是神話性的。Walton 在〈歷史文學〉一章清楚指出：近東歷史文學多是 宣傳性的（propagandistic），為王或國家服務，聖經歷史敘事則是 教導性的（didactic），目標是神學而非政治。出埃及記不是國家凱旋史，而是神顯明祂的屬性與救贖旨意的神學歷史。

在古近東，神話主要是：描述神與神的鬥爭，神如何建立王權，神如何維持秩序（cosmic order）。而《出埃及記》記述的是：神為奴隸而行動，神反對帝國的壓迫，神與弱小的民族立約，神不是透過武力，而透過救贖來建立祂的國度。這是任何近東神話前所未見的敘事格局。

二、神的性格截然不同：

近東諸神 vs. 出埃及記中的耶和華，Walton 指出近東神話中的神本質上是多神、有限、自利的；而聖經呈現的是：獨一、聖潔、守約、慈愛、為百姓施行救贖的耶和華

古近東神明特徵—跟人一樣有情緒、慾望，彼此爭權奪利，拯救行動有限且不持久，對人類沒有「道德要求。」

耶和華在出埃及中的特徵—祂聽見受苦者的哀聲（出 2:23–25），祂拯救不是為了利益，而是因為祂的憐憫與約定（出 3:6, 3:14–15），救贖後帶來道德更新（律法），祂並非為王權作宣傳，而是為百姓建立自由

這類神學與倫理觀在近東文學中完全不見。

三、律法的本質徹底不同：

出埃及的律法是「啟示」與「聖潔」，非政治性法律，Walton 指出以色列律法與近東法律最大的差異在於：

A. 以色列的法律是神啟示的——近東法律不是

近東法典（如漢摩拉比法典）是王頒布的；聖經的律法是神直接啟示的。

B. 以色列法律是「宗教性的」；近東法律是「社會秩序性的」

近東法律的目標：維持治安與社會秩序，聖經法律的目標： 反映神的聖潔（Holiness）與道德本質

C. 違法在近東是犯罪對國家；在聖經是犯罪對神

“Israel emphasized right behavior in the eyes of God,not merely the maintenance of order.”——Walton。這個差異直接影響「出埃及」的核心神學：救贖 → 成為聖潔的子民 → 活出與神相符的道德生活這是近東神話完全沒有的宗教模式。

四、歷史與神學的結合無可比擬：

出埃及記不是神話，而是神學化的歷史敘事。Walton 指出：以色列的歷史敘述具有一致性與目的性，並以神與百姓的關係為主軸。（這在近東文學中沒有可比擬的例子）

近東神話：事件多發生在「神的世界」，與歷史無關，人類是配角，沒有救贖主線，神不會為奴隸出手。

出埃及記：明確置於歷史場景（埃及、法老、曠野），神與人的互動具有道德與約的內容，出埃及成為以色列信仰的核心事件（詩篇、先知書）

五、最獨特的點：

出埃及——唯一以「拯救被壓迫者」為核心的大敘事。其他近東神話沒有：神聽見奴隸的呼求，神為弱者施行審判，神與一群奴隸立約，神與百姓同住（會幕），而這正是出埃及記的中心。

Richard S. Hess 指出：出埃及記宣告神的歷史性救贖，使以色列成為神的子民——這是聖經身份的核心。這種「聖約—救贖」的結構在古近東文學中完全找不到對應。

六、總結：

聖潔、公義、慈愛、贖罪、選召等救贖歷史——是出埃及與神話最大的差異嗎？答案：對，而且這正是核心差異。

但不只是主題，而是：1. 神的本性不同，2. 神與人的關係不同，3. 法律與道德基礎不同，4. 歷史理解方式不同，5. 救贖觀完全不同。因此出埃及記不只是「故事不同」，而是整個世界觀與宗教本質完全不同。

七、總結：出埃及記的獨特性

項目	古近東神話	出埃及記
神的本性	多神、有限、不道德	聖潔、正義、慈愛、守約
拯救目的	維持神權或王權	為奴隸施行救贖
人的身分	神的僕役或工具	神的選民、聖潔的國度
法律基礎	王頒布，維持秩序	神啟示，要反映神的聖潔
歷史觀	神話性、循環性	神學性、歷史性、目的性
約的觀念	幾乎不存在	神主動與百姓立約
神的同在	多在神界	在會幕與百姓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