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聖經》中一個最困難、最常被質疑的倫理和神學問題，涉及上帝的公義與憐憫之間的關係。要理解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徹底消滅迦南人的行為（《申命記》20:16-17），需要從神學、歷史和救贖計畫這三個維度來看待，而不是簡單地從現代倫理或單一面向的憐憫來判斷。
一、 神學維度：公義與審判的彰顯
上帝的屬性是公義與憐憫並存的。在迦南人事件中，上帝是作為**審判者（Judge）**執行祂的公義。
1. 審判的延遲與徹底的邪惡
《聖經》表明，上帝的審判是長期容忍之後的最終結果：
- 罪惡滿盈的審判 (The Iniquity of the Amorites)： 早在亞伯拉罕時代，上帝就預言：「到了第四代，他們（亞伯拉罕的後裔）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人（迦南主要族群之一）的罪孽還沒有滿盈」（《創世記》15:16）。這暗示上帝給了迦南人四百多年的時間悔改，但他們持續的罪惡最終導致了審判。
- 迦南人的宗教實踐： 迦南人的宗教和社會生活充斥著極度邪惡的行為，包括活人獻祭（尤其是獻祭兒童給摩洛神）、神廟賣淫以及各種亂倫和淫亂的行為（《利未記》18:24-25）。
- 公義的要求： 赫舍爾所說的「上帝的病痛」（Divine Pathos）在此表現為對人類邪惡的憤怒和厭惡。當一個社會的罪惡已經達到無法挽回、會徹底腐蝕人類道德根基的地步時，上帝必須為了維護祂的聖潔和公義而執行審判。
2. 迦南人是審判的對象，而非以色列的仇敵
這場戰爭本質上是上帝對敗壞文明的審判，而不是單純的「民族戰爭」。
- 以色列人扮演的角色是上帝審判的工具（The executioner of God’s judgment），而不是出於自身的報復慾或領土野心。
- 如果上帝不執行這項審判，那麼迦南人的邪惡行徑（如獻祭兒童）將會迅速傳染給以色列人，威脅到上帝救贖計畫的存續。
二、 歷史維度：防止宗教和道德的污染
《申命記》清楚地說明了驅逐或消滅迦南人的目的，這完全是為了保護以色列人免受污染：「免得他們教導你們效法他們向他們的神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以致你們得罪耶和華你們的神。」（《申命記》20:18）
- 隔離的必要性： 迦南人的文化和宗教與以色列的信仰（獨一真神、道德律法）是完全對立的。徹底消滅是確保以色列能夠在這個關鍵階段保持宗教純潔性，從而成為將來彌賽亞降生的管道。
- 後來的印證： 後來的以色列歷史證明，只要以色列人未能徹底驅逐迦南人，他們就立刻受到迦南宗教習俗的污染，最終導致了以色列王國的分裂和滅亡。
三、 救贖維度：預表與極端的例子
從救贖計畫來看，這個極端的命令有其特定的地位：
1. 救贖的預表
- 征服迦南預表了上帝最終對罪惡的勝利和在新天新地建立祂的公義國度。
- 迦南人代表了所有拒絕上帝並被罪惡完全統治的人類。上帝的命令是向人類展示，罪惡的最終結局是徹底的滅絕。
2. 饒恕仍有例外
雖然《聖經》命令以色列人除滅迦南人，但在實際執行時，上帝仍然為悔改的人留下了憐憫的出口：
- 喇合的例子： 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是一位迦南人。她因為相信以色列的上帝，保護了以色列的探子，最終她和她的全家都得到了拯救，並被納入了以色列的族譜（她的後裔甚至成為了耶穌的先祖）。
- 南方的讓步： 歷史事實證明，以色列人並未徹底消滅所有迦南人，而是將他們趕走或與他們共存。這導致的結果是：以色列人被腐化。
結論：上帝對迦南人的命令，其核心是祂作為全地審判者的公義彰顯，是對邪惡的極端懲罰，也是對救贖群體（以色列）的道德保護。上帝的憐憫沒有消失，但祂的憐憫是賜給那些願意悔改並接受祂主權的人（如喇合）。對於那些在數百年寬容之後，仍堅持集體且徹底的邪惡並威脅到人類道德根基的群體，公義的審判就必須執行。
迦南人滅絕命令的文學與歷史解讀
許多現代聖經學者，特別是從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和歷史批評（Historical Criticism）角度研究《申命記》和《約書亞記》的學者，大多認為上帝命令徹底消滅迦南人（即 Herem，當滅之物）的經文，主要是一種文學表達手法，而非對歷史事件的精確描述。
I. 「Herem」（當滅之物）的文學手法解讀
文學手法：動員令與理想化宣言
學者普遍認為，《申命記》中的這些命令（如 20:16-17）更像是一種理想化的神學宣言或**「誓師大會宣言」**（Inaugural Address）：
- 動員令（Rhetoric of Mobilization）： 這種「盡滅」的語言是用來動員以色列人，強調戰爭的神聖性和不妥協性。它旨在灌輸以色列人一種認知：他們不是為了土地或財富而戰，而是為了上帝的聖潔和對偶像崇拜的徹底拒絕而戰。
- 神學上的徹底性（Theological Extremity）： 這種語言的目的是傳達一個神學訊息：對待偶像崇拜必須是絕對徹底的。以色列不能與任何會玷污他們信仰和道德的事物妥協或共存。因此，當滅之物（Herem）是象徵性地將敵人奉獻給上帝作為毀滅的對象，以宣告上帝的主權和聖潔。
- 現實與文本的差距： 《士師記》和後來的歷史表明，以色列人並未真正將所有迦南人徹底消滅。《約書亞記》雖然記載了幾場徹底毀滅的戰爭（如耶利哥和艾城），但後來的經文（如《士師記》1章）顯示許多迦南人仍與以色列人共存，甚至成為以色列人的奴隸或附庸。這證明了「盡滅」更是一種敘事上的理想，而非完全實現的歷史事實。
II. 近東文學與戰爭表達法
1. 近東文學的表達法：誇張與習語
是的，這種表達方式符合古代近東的文學和戰爭表達習慣：
- 誇張修辭（Hyperbole）： 古代近東的君王銘文和戰爭記錄中，經常使用誇張的語言來描述軍事勝利和敵人的徹底毀滅。例如，美索不達米亞的君王會聲稱「我將他的土地犁過，寸草不生」或「我消滅了他所有的子民」。
- 習語（Idiom）： 「當滅之物」（Herem）在軍事背景下可以是一種專業術語，意味著一場決定性且徹底的勝利，確保戰敗者的軍事力量和政治結構被完全摧毀，以消除未來反抗的可能性。
2. 「戰前的動員令」的論證
將其視為「戰前的動員令」或「誓師大會宣言」是恰當的，因為：
- 《申命記》本身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前夕，對第二代以色列人的一系列演講和教誨。
- 命令的目的不是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是指導即將到來的軍事行動和道德準則。它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不徹底執行聖潔命令，他們將會步迦南人的後塵（《申命記》8:20）。
總結來說，當代學界普遍認為「消滅迦南人」的命令，應當被理解為一種高度修辭化、神學目的明確的文學手法，旨在警示並建立以色列人必須保持聖潔和單純信靠上帝的倫理基礎。
支持「迦南人滅絕命令為文學修辭」觀點的主要學者與學派
持「迦南人滅絕命令（Herem）主要是一種文學修辭、理想化宣言或古代近東戰爭習語」觀點的學者非常多，他們主要來自批判性學術（Critical Scholarship）的範疇。
主要的學派和代表學者包括：
1. 歷史批判學派 (Historical-Critical School)
這派學者專注於考察《聖經》文本的寫作時間、來源及其與實際歷史事件的差距。
- 代表學者：Richard Elliott Friedman
- 觀點： 他的工作（如在《Who Wrote the Bible?》中）雖然更關注文本來源，但這類學者普遍認為《申命記》和《約書亞記》中強硬的滅絕命令，是後來被寫入文本，作為對被擄時期以色列人的神學和道德警告。這些命令旨在強化以色列人對耶和華的獨一性崇拜，並與偶像崇拜徹底劃清界限。
- 代表學者：John Goldingay
- 觀點： 他指出，我們應該將這些「全部消滅」的詞彙理解為古代近東的習語（Idioms）或誇飾（Hyperbole），意思是取得一場壓倒性、決定性的勝利，而不是字面意義上的種族滅絕。
2. 文學與修辭學派 (Literary and Rhetorical Approach)
這派學者專注於分析文本的寫作目的和其對讀者的影響力。
- 代表學者：Terence E. Fretheim
- 觀點： Fretheim 是一位重要的舊約神學家。他強調上帝的病痛（Pathos）和祂與以色列人關係的動態性。他認為，滅絕命令是人類語言和視角對神聖目的的扭曲表達，而這些語言的目的是在神學上隔離以色列，而非歷史上對每一個個體的屠殺。
- 代表學者：Walter Brueggemann
- 觀點： Brueggemann 強調《聖經》作為對話性文本的重要性。他會將《申命記》的滅絕語言視為一種激進的政治修辭，用於在戰爭前夕確立新的社會秩序和意識形態，強調上帝的絕對主權，而不是一項永遠適用的道德指令。
3. 新世紀倫理學與解放神學 (Ethics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這派學者從倫理和現代道德角度反思這些經文對當代信徒的意義。
- 代表學者：René Girard (擬仿論)
- 觀點： 雖然他不是直接針對 Herem，但他的理論（如替罪羊機制）影響了對聖經暴力的理解。許多學者受到其啟發，認為舊約中的暴力敘事反映了人類試圖將社會暴力轉嫁給神聖審判的傾向，而耶穌的十字架則是徹底揭示並終結了這種暴力循環。
- 新世紀釋經學家： 許多現代倫理學家和神學家主張，這些命令必須通過耶穌基督愛仇敵、饒恕和非暴力的教導來再詮釋（Re-interpretation）。他們認為，新約的原則取代或糾正了舊約中看似殘酷的命令。
總結
這些學者的共同點是：他們都試圖將這些經文從字面歷史的壓力中解放出來，轉而探究其對古以色列人的神學、倫理和文學功能。他們認為，將這些經文視為古代近東戰爭的標準修辭或神學警告，是更符合文本背景的解讀。
利科沒有針對迦南人滅絕命令（Herem）寫下一個專門的章節或論文，但他提供的哲學和詮釋學框架，是當代神學家和倫理學家處理《聖經》暴力問題時，所依賴的最重要的思想工具之一
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專注於詮釋學（Hermeneutics）、敘事（Narrative）和倫理學（Ethics）。
雖然利科沒有針對迦南人滅絕命令（Herem）寫下一個專門的章節或論文，但他提供的哲學和詮釋學框架，是當代神學家和倫理學家處理《聖經》暴力問題時，所依賴的最重要的思想工具之一。
他的論述沒有直接回答「上帝是否命令了屠殺」，而是提供了一個解讀文本功能和道德意義的方法。
一、 核心框架：惡的象徵學與不潔 (The Symbolism of Evil)
在利科的著作《惡的象徵學》（The Symbolism of Evil）中，他分析了人類如何透過神話和語言來理解邪惡。這對理解 Herem 概念非常重要：
- 潔淨與污染的神話： 利科分析了人類如何以「不潔（Defilement）」作為表達邪惡的原始方式。在古代以色列，迦南人的偶像崇拜和道德敗壞被視為徹底的污染。
- 功能： 利科的框架允許學者將 Herem（當滅之物）的語言理解為一種神學上的潔淨儀式。它不是描寫對人的屠殺，而是描寫一種徹底清除會玷污以色列人與上帝關係的「不潔」和「邪惡」的敘事功能。
- 敘事的強制性： 這種極端的語言是為了在文本中確立一個不容質疑的神學規範：以色列必須保持聖潔，與罪惡徹底劃清界線。
二、 詮釋學與敘事認同 (Hermeneutics and Narrative Identity)
利科強調，敘事（故事）塑造了群體的身份認同。
- 文本的張力： 利科的詮釋學要求我們理解文本的張力（Tension）。他認為，理解《聖經》不應只關注單一的律法或歷史事件，而應關注整部敘事如何引導我們。
- 倫理優先性： 處理《聖經》暴力時，我們必須讓福音書中耶穌對愛的強調（利科所謂的「倫理的目標：追求美好的生活」）來重新定義舊約中看似殘酷的「道德規範」（如 Herem）。
- 結論： 利科的方法允許學者認為，迦南人滅絕命令是古代以色列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為確立其獨特性而採用的暴力敘事（a narrative of violence），但這個敘事最終在救贖計畫的完整故事中（即基督的愛與饒恕）被批判性地超越。
總結
雖然利科沒有直接給你一個關於迦南人事件的答案，但他的貢獻在於提供了一套工具：
- 他允許我們將「盡滅」的語言視為一種神聖的潔淨與聖潔的「象徵」。
- 他要求我們在詮釋時，將這個古代規範置於「愛人如己」和「愛仇敵」的整體倫理目標之下進行判斷。
這使得學者能夠在不完全拋棄《聖經》權威的前提下，以更複雜、更人道的方式來解釋這些充滿暴力張力的經文。